第2407章君子小人(2 / 2)
说明了官吏的职责,也就限定了负责的范围。韦端表示官吏的主要职责是『上传下达』,并且将易经扯出来作为大旗招摇一番,就好像是表示上古就认同的,表面上听起来确实是没有什么问题……
只不过官吏的职责,仅仅是限于『上传下达』么?
呵呵。
如果一个官吏所有的作用,仅仅是作为一个喇叭筒,或者说是一个传声器,那么不如直接买个喇叭接到田间地头,有事便是喂喂两声,不就得了?还要那么多吃干饭的官吏干什么?在文件上标注一下这个抄送哪里,那个抄送哪里么?这事情邮递员都能做,要这些专门负责『上传下达』的官吏做什么?
韦端第二段的意思粗听起来,像是自我谦虚,表示自己能力有限,但是实际上是说他的事务很繁重,对于裴垣这个事情是『心有力而所不逮』……
韦端的事情多么,确实也多。所有的律法,似乎都出自于参律院,大大小小,各项律法条款项目,若是要细细推敲,慢慢斟酌,怕是几十年都未必能做得完。
但是,既然几十年都未必做得完,那么多一天少一天,似乎也不是那么的重要,也没有说没日没夜都要盯在律法条例的每个字上,至少在这几天,韦端就不算是多么忙碌,之所以说他很忙,只不过是害怕承担责任而已。
最后韦端的总结,就更加的有意思了……
表面上听起来像是对于裴垣的谴责和唾弃,实际上将这种行为归之为有违『人情』,然后又害怕斐潜觉得不爽,便是将裴垣比作开方,表示像裴垣这样的『奸妄小人』,就算是曹操那边接受了,最后也会像是开方害死了齐桓公一样,最终也会没有什么好果子吃。
对于韦端的这些话里话外的意思,斐潜并没有立刻进行点评,而是转头看向了司马懿,问道:『仲达之见何如?』
司马懿微微颔首,『盖天下之事,必有其因,理方有固。见月晕则多风,见石润则多雨,此乃因事而推论,由不变而论万变是也。如今裴氏子有其果,或可追之,以明其罪……然以臣之陋见,不若查其因,而杜亡羊也。』
『当今之人,多有以假名而贾于世者。口虽通孔老之言,心未履夷齐之行,纠集好名之辈,汇于一处,言必不得志,论必不得用,私结朋党,以为颜孟。然欲行之事,或言太过,或言太重,或言当他人之责,指使旁人口涎横飞,亲力为之哀哀而鸣。』
『故有盖世之名,亦不可知其德。为官吏者,德能并重,有能无德者,虽一时之用,必患于天下也,有德无能者,犹举而用之,无济于事也。今以试取之能,然何以取之德?孝悌亲别离,茂才不知书,便为今之碍也。』
『裴氏子垣之事,当借此事,核查德能二者而问也。事是否完其职,德是否尽君恩,若皆无碍,当自去之,若有其缺,当直言之,勿使余者引为例也!』
司马懿的言论么,听起来似乎就比韦端的要好一些。
或者说比韦端的说辞要更进一步。
大概是因为司马懿并非是裴垣的直属上司的原因,所以谈起这样的事情来,也不会有什么畏缩和避讳。
那么司马懿所言,是否就是完全站在斐潜的立场上的呢?
很显然,并不是。
毕竟司马懿的屁股西之后,所暴露出来的东西,也是可圈可点。
韦端是长安坐地户,年纪又长,当上了参律院院正之职位,旁人都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,但是司马懿和韦端不一样。司马懿年轻,至少比很多自诩为『饱学之士』的人都要年轻,而在很多时候,年轻就是罪过。
斐潜让司马懿出任大理寺卿,虽然说在斐潜之下,并没有所谓的『三公九卿』之说,也不会有这样的等级,但是这个位置若是按照大汉之前的惯例认知,也几乎等同于九卿,并且司马氏也不是关中姓氏,在大汉当下也并不是什么显著世家。
温县司马真要出名是等到历史上司马懿一家子都当官了之后。
当下一个司马徽,一个水镜先生的名头,并不足以支撑其职位,司马懿目前所承受的非议自然不小,面前笑呵呵,背后戳背影的事情肯定遇到了不少。
所以司马懿的建议,简单就是,查!
不仅是要查裴垣的,还要查其他官吏的!
而且斐潜觉得,司马懿这样的一个建议,甚至还有更为深层的意思,只不过斐潜当下还没有能够完全想得出来。
相比较之下,这韦端比起司马懿来说,年岁虽长,但是这多吃的那些盐不怎么顶事啊!
呵呵……
斐潜微微而笑。
所以说啊,官吏靠所谓的什么品德来规范其行为,根本就是痴人说梦。斐潜之前所说的那些『礼』,不落到实处,便都是虚的。
仁义礼智信为儒家『五常』,孔子提出『仁、义、礼』,孟子延伸为『仁、义、礼、智』,董仲舒扩充为『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』,表示这五项是所有儒家学子,学习经文的士族弟子的最基础的日常行为标准,表示『无常』是儒家提倡做人的起码道德准则。
但是很可惜,这个所谓的『最基础』,『最起码』的道德准则啊……
儒家子弟,学习经文的这些人,口口声声将『五常』封为座右铭,作为人生格言的学子成为了官吏之后,往往跟随着不是脑袋走,而是跟着屁股动。
这种问题若是成为了『常态』,甚至是连统治阶级都认可的『常态』,那就有意思了。
谁都知道,人的脑袋不能长在屁股上,可是当这些由屁股决定脑袋的,这些把持着朝堂喉舌的,平日里面道貌岸然的,实际上跟着屁股跑的官吏,其所做所为,常常会令人扼腕而叹……
斐潜觉得,如果说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,在没有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,诉诸利益是胜过诉诸道德的。
但是有时候,讲利益也不一定有好效果。
宋朝是最为典型的『与士大夫共天下』,就连皇帝都亲口这么说,也是这么做的,皇族是真的分享利益给官员士大夫阶层,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,宋代的士大夫阶层维护宋朝统治,其实就是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。
姑且暂时不论这样的宋代政治制度究竟好不好,但是当宋代灭亡的时候,并非所有人都对于这种『共同利益』表示认可,在对于对宋理宗、宋度宗两朝的328名进士在入元后的去向做了统计,自宋蒙战争爆发以后殉节者有71人,占21.65%;入元隐遁不仕者174人,占53.05%;归降和出仕元朝者83人,占25.3%。
说明即便是整天宣讲,也确实做到了利益共同体,实际上的效果依旧是一般,愿意站出来抵抗的宋代士大夫,其实也没有超过四分之一,甚至大多数的人是选择高高挂起,表示于某无关。
到了明朝的时候,更加糟糕。
明朝则是尽量把权利收归皇族藩王,对于官吏的要求,一开始就拔得很高,对于贪官的惩罚制度也非常的严厉,并且朝堂上下都推崇道德,尤其是官吏的品德,要求官员们在俸禄很低的情况下要克己奉公,甘于贫苦。
但是效果呢?
想一想都知道,明代这样的要求,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怎么可能做得到?
不适当的把道德标准定在大多数人达不到的水平上,只能导致伪君子遍地,反而会降低实际的道德水平。
一个社会如果宣扬的是利他主义,实行的也是利他主义,那是最好的社会。
当整个社会都有很高的道德水平,人人为我、我为人人,大胡子所推崇的终极社会,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这种社会也是人类追求的高级模式。
当道德水准还不够,那么如果宣扬的是利己主义,实行的也是利己主义,谁都知道社会上都是利己主义者,所以必须建立完备的制约机制来实现社会合作,建立严格的权力制衡和监控机制完备,随时防备,把所有人都当做最恶的家伙来防备。在某种程度上来说,这样的社会,只要律法维护得好,运作起来其实也不会太差。
最麻烦的社会模式,是宣扬的是利他主义,而实行的是利己主义,这样导致整个社会到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的伪君子,尤其是在官吏层面上,就更加的麻烦。社会的监控和制衡机制还没建立好,道德挂在嘴边,良心只在表面,结果就是如李贽所说『阳为道学,阴为富贵,被服儒雅,行若狗彘』,明代的官吏大体上就是这一种。
不是说宋代的官吏就比明代的官吏好,也不是说明代的官吏就都是垃圾,而是整体来看,伪君子和真小人这两种类型,大多数人可能都愿意接受真小人,而厌恶伪君子。
那么对于现在的斐潜来说,在面对着裴垣这样的事情的时候,是应该听谁的?后续应该怎么做?
关键是斐潜需要指向哪一个方向?
是君子?
还是小人?最近转码严重,让我们更有动力,更新更快,麻烦你动动小手退出阅读模式。谢谢
↑返回顶部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