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千一三十六章 纵论(下(1 / 2)
当然了,太子李弘这两年的努力也并非毫无成效;比如弘文馆大学士、左庶子张大安,正谏大夫、太子侍读薛元超已将其视为未来的主君。新入政事堂的宰辅高智周、来恒,也暗自表现示好之意。
但指望此辈就此全力支持太子李弘,也是不可能的事情,最多也就在一些日常事务上,顺水推舟的赞同、附和一二;或是朝议发生分歧的时候,基于自身立场和利益得失,略微倾向太子一方而已。
其中高智周进士及第出身,历任兰台大夫、秘书监,现已78岁高龄了;来恒是隋朝左翊卫大将军来护之子,已故侍中来济的异母兄;现在也是69岁了。高宗治下满朝堂的老人政治,由此可见一斑;
但他正是用这些年事渐高,相对保守稳健的老臣轮流上位,才得以在时不时的风痹发作下,维持了这么多年对朝堂的控制力;但代价就是长期死水一潭,需要以天后出面,来推动革新和大开言路。
事实上,高宗晚年的积弊深重,早已体现在国朝的方方面面,并且深入朝野地方了。因此在他无法正常视事的情况下,很多时候都是靠代为临朝的天后,进行弥合和修补,并为之承当相应的骂名。
比如两次大非川的送人头,让太宗留下的功臣名将凋零,而新生代将帅还未成长起来,依靠一个薛仁贵死命的薅,在东线高句丽故地和西线吐蕃之间,长期疲于奔命的充当救火队,不出问题才怪。
事实上,除了将帅的青黄不接之外;在多年征战之后,不但原有以关中位本位的府兵体系,已经出现了疲敝和后力不济;就连作为补充的“兵募”制度,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;以至兵员开始匮乏。
比如,原本许诺士兵的勋转和功赏大幅下降,而远征在外的将士,却没有得到充足的衣粮,反而因为不断爆发的战事,不断超期服役和驻守。当他们不得不在境外忍饥挨饿,家里却开始生计断绝。
因此民间民间自然用脚投票,青壮年大量逃避军役。以至地方官府开始招募老弱,以为充数和应付差事。所以,前些年才有了高宗破天荒以朝廷和皇家权威,作为背书而面对天下的《募勇士令》。
但这种类似打鸡血的事情,也就在初次效果最为好用,不可一而再再而三的持续发挥作用。另一方面,朝堂上同样也是积弊颇深,暮气重重;因为高宗为了防止孙无忌式的专权,而频繁更换宰相。
结果就是吏治松懈,官员冗杂、政争频繁等一系列负面影响。原本高祖时的选官混乱和滥爵,在太宗朝时已经得到了扭转,不但合并州县减少冗余,甚至一度将在朝的文武官员臣子精简到了643员。
但是,高宗继位后为了笼络人心和对抗长孙无忌为首的老臣,又放开了这口子而大肆封赏,甚至在中书门下尚书省的宰相定额之外,以授予同中书门下三品的方式,来绕过中书门下的擎制和劝谏。
因此,如今通过勋贵、官宦子弟的门荫,对外征战的军功晋身,还有下层胥吏的递补入流;再加上推行科举多年的选士,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官员数量,但是朝廷能够授予的职位,却是相对稳定的。
最终到了高宗朝晚期,光是在任的内外文武官员,就已经膨胀到了一万三千有余;而其他只有头衔和身位的候补、待缺的官员,更甚于此,也由此形成了相当的压力和内卷,政争就变得不可避免。
然后在官多位少、竞争激烈、却流转不畅的情况下,又由此衍生出了贪腐、弄权,乃至是吏治松懈的诸多问题。而如此规模的流内品官员支出,再加上连年征战的消耗,又进一步加剧了国力不支,
因此,高宗晚年风痹频发之后,就基本放弃了扭转这种局面的努力,而开始进入半躺平幕后状态,将台面上政务转交给自己枕边人,也是与世家大族、勋贵老臣,天然对立和别无瓜葛的武后监领。
虽依靠这种一内一外、台前幕后的“二圣临朝”框架,修修补补的维持运转多年,但也引发了更多的问题和连锁反应;比如缺少流动的中下层,积累的巨大矛盾和应力,最终化作武周代唐的助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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